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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韩建业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）

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，深知和平之宝贵。和谐稳定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生活方式，和平共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处世之道，和合仁善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的文化基因。在长期发展中，中华文明形成了特有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、协和万邦的国际观、和而不同的社会观、人心和善的道德观、和平正义的战争观，和平性植根于中华文明深处。

中国古人认为，天地化育万物、诞生人类，天地人互相联系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普遍联系和整体思维，将自然之道和人间伦理有机联系起来。宇宙万物、人类社会既千差万别又是一个统一整体，和合相生、生生不息。这一宇宙观蕴含着顺应自然、敬畏自然、敬畏秩序的文化基因。和谐、稳定、秩序是中华先民史前时期就形成的生活方式，并一直延续下来。比如，考古发现表明，八千年前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的村落里房屋成排分布，六千多年前黄河中游仰韶文化的姜寨等村落里房门朝向中央广场，都显示出社会内部崇尚集体利益，社会秩序井然。八千年前黄河流域裴李岗文化等的墓葬排列整齐，已有“族葬”习俗，将现实社会秩序延伸到身后世界。无论是聚落、墓葬的排列有序，还是都邑的中轴对称，礼器的成组成套等，都体现出中国人对秩序和稳定的不懈追求。

中国古代主张天下万邦和谐相处、和合共生，不滥杀无辜、不绝人祭祀，形成了协和万邦的国际观。比如，西周建立后不但封商人后裔于宋，而且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、禹之后也都各有封地，这与侵略扩张的帝国观有着重要区别。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在五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，中国在西传彩陶、黍、粟等的同时，也接纳了西来的绵羊、黄牛、小麦、冶金术等。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后，丝绸、瓷器、造纸术、印刷术、指南针、铸铁技术等生活用品和民用技术从中国传到西方各地，传播方式是和平交往和商业贸易而非侵略战争。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、和平共生，是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处世之道。中华文明的发展，正是不同文明通过相互对话、相互交融获得共同进步的例证。当今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、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，不同文明各有特色、各有优长。彼此尊重、相互依存，包容互鉴、共同发展，人类文明才能不断发展进步。

和平也是中国伦理和思想的重要准则。中国人对和平的追求还体现在社会观和道德观上。“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”“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”“和羹之美，在于合异”。中国地理环境广阔多样，族群文化多姿多彩，但在距今六千年左右就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，各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强烈的共同体意识、共同价值追求和文化认同，这是和而不同观念发展的必然结果。五音相和才有旋律，五味调和才成美味。和而不同是人类社会和谐稳定的秘诀。上善若水，仁者爱人。从善爱自身、家人推及仁爱他人、社会，这是中华民族美德的核心内容。和平与“仁”的价值相结合，通过对他人的关心关爱践行和平性的理念。在过去两千多年时间里，中国在多数时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，但中国没有对外扩张和殖民，这是中华民族和善友爱的证明。

当然，战争有时是难以避免的，和平性并不意味着懦弱。中华民族一直以来秉承和平正义的战争观。中国人深知“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”的道理。文武之道，先文后武，先礼后兵，不挑起战争，也不畏惧战争，战争必出于正义、为了和平。

中华文明何以具有突出的和平性？原因是多方面的，深厚的农业基础是孕育和平性的重要土壤。可以说，和平是中华文明从源头开始的内在追求。中国大部分国土位于气候适中的中纬度河流地区，具备农业发展的良好条件。农业生产需要较长周期，种子的选育、土地肥力的维持、生产工具与设施的制备、水利设施的建造维护、生产经验的传承等，都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秩序。中国古代有着世界上最大范围的农耕区，加上“南稻北粟”农业结构体系的互相补充，以及小麦等农作物的传入，粮食来源相对稳定，为稳定定居、和平发展奠定了基础。中华先民眷恋故土，大多数情况下的迁徙不过是农人对新耕地的开垦，在漫长岁月中形成了追求秩序、稳定内敛、爱好和平的文化性格。

和平使文明成果得以长期保存，和谐使文明得以稳步向前，和平性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发展提供了保障。今天，我们依然走在和平发展的宽广道路上，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前所未有的发展。中国和平发展成功的各项原因背后都有中华文明智慧的光芒，都是我们文明基因与现代精神的结合。我们要始终坚守并不断激活和平的文明基因，同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合作，推动不同国家、不同文明在平等、互鉴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，开辟人类社会更美好的未来。